本文作者
刘亿，四川人，1959年出生，1976年下乡当知青，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。工学硕士，高级工程师，现已退休。作者：刘亿
当今世上，有许许多多的人我是惹不起的，所幸，基本都躲得起。但有两个人，我是既惹不起也躲不起的。其一，是我家的领导。另一位，是一直大我四岁，后来被他同事和朋友称作“刘博士”的人。
这世界一直都在变化着，日新月异，沧海桑田。但年长我四岁的刘博士是我大哥，却一直都没有变过。从小到大，都自我感觉良好，自视不低的我，在他面前，却一直处于被关照、教导和教训的状态。虽时有抗争的意识闪现，但总不能得逞。刘博士遂成为了我既惹不起，又躲不起的人。
辩证地看，有一个“刘博士”这样的大哥是一生的福气；有时，我心里暗暗叫道“有一个这样的大哥，真好！”
自打我有清晰记忆起，直到离开故乡富顺，猪肉似乎都是既需要钱，也需要“肉票”才能购买的商品。而每人每月半斤的定量就将动物蛋白和脂肪推崇至了“奢侈品”的崇高地位。当年，当地政府规定：一斤肉票可以购买连皮带骨的猪头三斤。除去骨头，三斤猪头总会剩下远多于一斤的皮肉。对此，老百姓都懂，因而对猪头趋之若鹜。稀缺的猪头需要晚上排队，第二天早晨才能购买，还不一定能买得到。我们家通宵排队购买猪头的重任，历史性地落到了十岁出头的大哥身上。当弟妹们围着或凉拌、或炖汤、或回锅的油爆爆的猪头肉大快朵颐的时候，就会生发出“吃水不忘挖井人，食肉感谢排队兄”的感触。从此，大哥在弟妹们心目中的形象崇高起来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全家福
我不能确定我到底吃过多少猪头肉，甚至至今也不能确定的是：我如此聪明，是否得益于大哥买回的猪头肉？抑或，我如此愚钝，是不是猪头吃多了，以至于自己都变成了一只猪头？大哥除了能排队买猪头，还展现出多方面的才华。他在初中期间，迷上了武术，拜同学包大贵为师，习武。包大贵的师傅“大将”，是当年富顺赫赫有名的武林高手。有点造化弄人的是：高66届的“大将”后来在1978年考上了我所在读的大学，尽管比我大十多岁，却成为了我的“师弟”。这看起来有点儿乱，但这就是当年的现状。大哥的武学修为如何？不得而知。但当年看他夜间在院子里习拳，特别是踢腿时发出的呼呼声响，让我好生惊奇。我曾多次暗地里悄悄模仿他的动作踢腿，却总是悄无声息，这让我很是苦闷。后来看香港武打片，武林高手们出拳、踢腿时也是那样的呼呼作响，咋咋呼呼的。但我知道那是后期音效，哪像我家大哥的货真价实哟。在70年代那个动荡时期，这样的发现，很让我底气十足：以后谁敢惹我，我就请大哥给我出头。可一直就没有人招惹于我。当然，我也从来没有因想象中的有老大撑腰，而去惹是生非。大哥不仅习武，还热爱艺术。限于当年家里的经济条件以及富顺小县城的局限性，钢琴这样的东西就别想了，小提琴之类亦属罕见。好歹父母给大哥买了一把普通的二胡，他就跟着他同学刘振川学将起来。从“咿咿呀呀”始，到像模像样。让我羡慕不已。我曾多次趁他不在家时，试图学习一番。当然是从最简单，也最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“唆唆啦唻，哆哆啦唻，唆唆啦哆啦唆，哆哆啦唻……呼儿嗨哟”开始。但无师不通，加之愚钝，生生将一首严肃的曲子，给拉得来像是黄牛拉断了缰绳叫唤般的难听。尝试了许多次，没有丝毫长进，让我最终失去了信心。更为担心的是怕别人听到了，说我亵渎了颂圣之歌。从此，我就断了进军音乐界的念想。当然，除了中学期间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我也再没有听到过大哥拉胡琴。都是亲兄弟，想来基因都差不多，其艺术悟性比我应该好不到哪里去。及至1986年元月7日，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他作为北医博士生合唱团的领唱，参加一二·九晚会，还得了奖。就一直让我纳闷，心想他们学校的“艺术”水平得多低呀？但对此，却没有敢当面质疑。直到2018年春节期间，在一同参加陈先生的80生日派对，听到他深情款款地演唱《最美不过夕阳红》时，那种成熟男人美妙的嗓音，对于歌曲的理解和诠释，才让藏于心中三十多年的疑虑得以消除：北医的水平还是可以的哟。1974年，大哥在下乡当了两年多“知青”后，被推荐当上了工农兵学员，就读于成都中医学院。1977年毕业后居然留校任教，成为了大学老师。
1976年7月，我步大哥后尘，高一辍学后，下乡当了“知青”。然后有幸于1978年2月考入西北工业大学。自此，我家大哥就开启了对于我的“函授”教育，时间持续了十年之久。至今，我还保存着其间他给我的40封来信。这些信件涉及到诸多领域，于我们的家庭而言，颇具史料价值。亦或多或少地折射出，劫后重生的社会生活欣欣向荣、蒸蒸日上的当代中国最好时期的社会面貌。回看当年的信件，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1977年已大学毕业，留校任教的大哥，直到1980年，他们“工农兵学员”才被国家正式认定为“大专”学历。工资也涨了几元，但每月还是不足50元。就是在如此拮据的境况下，大哥也在不定期地给上大学的我予经济资助，10元、20元不等。1980年6月，在知道我患病久咳不止时，专门买了川贝母，托人从成都带到西安给我，并在信中详细叮嘱服用方法。我很快痊愈，对于他的“滴水之恩”，我却始终没有机会“涌泉相报”。但他的亲情，我一直铭记于心。国家对于“工农兵学员”之大专学历的认定应该是实事求是，也恰如其分的。比如我家老大，上大学前仅具初中学历，还不一定“名副其实”。“知耻而后勇”，努力提升自己的学业水平似乎成为了他们的正确选项。大哥在1980年报考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。结果英语只考了35分，当然是“名落中山”。1981年，兄弟俩都报考了研究生。大哥的英语考了73分，与上年相比，可谓突飞猛进。遗憾的是，基础课没有考好。我也是一门专业课没有考好，结果兄弟俩双双落选。“打虎亲兄弟”对于考研，看来并不灵光。连续两次失利，并没有挫败大哥努力进取的勇气。这样的精神也像润物的春雨，默默地感染着我。我曾经在大哥寝室床头的墙上见到过他写的一句话：“Where there is a will, there is a way”。而同样的这句话，他在1981年12月15日的来信中也提到。看来这应该是他的座右铭。1987年元月刘博士的来信。其中谈到他作为北医研究生院合唱队的领唱参加学校纪念12·9晚会，还得了奖
“有志者事竟成”是否具有普适性？不知道。而其中包含了多少灯下夜读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的是：大哥经过不懈努力，功不唐捐，终于在1982年考取了北京医学院。而他的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、中国药用植物学主要奠基人诚静容先生。我还知道，诚先生每年只招收一名研究生，其报考难度，远不是当下“成建制”般的研究生所能比拟的。大哥这样的行为，对于我自然具有潜移默化的激励作用。加之在现存的，他给我的40封来信中，前后有25封涉及到了考研的话题，占比60%还多。我也在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1985年考上了研究生。1988年，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我和大哥都回到了家庭所在地成都。然后，大哥就被他的同事和朋友称作刘博士，倒也名副其实。随着儿子的即将出世，让每月只有不到70元工资的我感受到了“当家方知柴米贵”的经济压力。当年，父亲从税务局退休几年后，在帮他的朋友张亚纯做会计。张叔叔退休后创业开了一家食品厂，生产“富顺香辣酱”，就是富顺传统美食的豆花蘸水，将其工业化生产，瓶装推向市场。新产品在至少四川地区广受好评，声名鹊起，红火了好些年。父亲告诉我，张老板同意我们帮他推销，并且可以先货后款，无需保证金。这非常契合了我对于金钱的渴望和追求，让我跃跃欲试。拿着各种资质，我就利用工余时间，开始了推销。找到一个叫作周永雄的小食品批发商。我们一拍即合。第一次就进了60件“家乐牌”富顺香辣酱。售价2.2元每瓶，我可赚0.2元。一周后，将60件产品全部批发了出去。每瓶赚0.2元，每件24瓶，且几乎没有销售费用成本。60件香辣酱净赚288元，相当于我当时4个月的工资还多呀，我何曾见过如此的巨款？将这一摞十元大钞交到我家领导手上时意气风发的神情，至今记忆犹新：拿在手上，还一甩一甩的，钞票发出清脆的唰唰声响，是如此的美妙和动听，貌似可媲美人间一切动人的旋律。当年的万元户，是令人们羡慕和向往的存在。首战告捷，让我信心爆棚。每件赚4.8元，当年一卡车可以装载200多件，即是说，我卖掉差不多10卡车香辣酱，即可成为万元户，这样的愿景让我热血沸腾。以至于利用1989年的春节假期，我专程回到家乡富顺，张罗、组织香辣酱的货源和运货车辆。节后即信心满满地，随车拉回200件香辣酱。然而，随着天气转暖等诸多原因，销售并不如意。一个月过去，才卖出二三十件，这让我忧心忡忡，虽竭尽努力，然收效甚微。最后，只好灰头土脸地请父亲将余下的产品让厂里的专职销售员销售出去。这位销售员是我的中学同学，读书差点，但销售能力蛮强。这事颇具让我声名扫地之效，专业的事，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为好。我不太清楚是何种动因驱使，此时，刘博士粉墨登场了。他以一贯对我循循善诱的姿态出现，对我一阵苦口婆心的教诲。从营销策略入手，到“有志者事竟成”的坚韧信念作结。总而言之：我不行，看他的。
我和大哥曾经推销过的“富顺香辣酱”产品奖杯和证书
然后，他真就身体力行，付诸行动，也进了200件香辣酱。从此，开启了艰难的推销模式。天气渐热，推销愈加艰难。我不太清楚刘博士的推销进度，但看到他的愁眉苦脸，心有恻恻焉。出于兄弟情深，我也竭尽所能，帮他推销了5件还是10件存货。做过“知青”的刘博士，全然没有知识分子的矜持和清高，行动力挺强。自己蹬了一辆三轮车，拉了10件香辣酱，去到位于安顺廊桥不远处的小食品批发市场，然后苦口婆心地推销起来。小食品批发市场，恰如车站码头，鱼龙混杂，岂是一介书生所能驾驭之地？就在刘博士声情并茂推销产品，而又短暂，也就几分钟时间的人车分离之际，当他返回三轮车时，发现车上只剩下9件香辣酱，其中一件已不翼而飞。环视周遭人等，都虎视眈眈，似乎尽皆具备作案动机和条件，但却无法确认谁是作案元凶。价值48元的香辣酱呀，瞬间化为乌有。可怜刘氏兄弟，一个硕士，一个博士，在下海经商浪潮风起云涌之际，第一次试水，就被呛个半死。呜呼！还是老父亲出面，将没有推销掉的产品，联系厂家的专职销售员推销出去了事儿。人生在世，有许多看似偶然的因素常常会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轨迹。但冥冥之中似乎又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左右着人生，且不可抗拒，这或可谓之“宿命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到了1990年代的某一天，刘博士通知他的四个弟妹，给每个家庭免费安装预算高达一万元的空调，并随后给父母在成都购房，让父母在成都安享晚年。刘博士发财了，并及时地彰显出孝子的孝道以及亲大哥的风范。并让我再次见识了“Where there is a will，there is a way”的魔力。在我们家里，刘博士无疑是成功的，在弟妹心目中自然也颇具威望，但这并不能代表他就完美。对弟妹们的“简单粗暴”就让我很不爽，我就经常被他批评，并且是毋庸置疑的那种；并且几乎从未当面表扬过我，这让我很是恼火。这似乎对其他弟妹同样有效，我观察过：我有一句话说他，他就有十句话等着我的我家老幺，在他大哥面前，却从不敢顶嘴。有一次，将我逼急了，情急之下实施了绝地反击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嘛？我兄弟是北大博士（北医已合并入北大），你的兄弟呢？”这竟让他一时语塞，失去了反击的能力。当然，兄弟之间更多的是亲情的温情流淌。2018年春节期间，我独自一人到刘博士位于南加州的家里住了一个多月，算是一次放松苦闷心情之旅。一天晚上，夜已深沉，室外罕见地下起了雨，风雨交加的，又恰遇停电。一种美帝也会停电的“幸灾乐祸”心绪稍纵即逝，被随之而来的孤独感所取代。楚楚可怜之际，轻微的敲门声传来，是刘博士。门开处，是烛光，他给我送来了蜡烛及叮嘱。望着在烛光中渐渐消失的，他那并不伟岸的背影，让我好一阵感动。在父母都相继离开了我们的时候，让我再次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。是的，所谓“长兄如父”说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形和情愫。而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幸能体验得到的呀，所以，弥足珍贵。这时，我的耳畔甚至响起了降央卓玛演绎的那首深情的《哥哥》：“为什么你是哥我是弟？”其实我也想做一次哥，我来为你遮风挡住雨。这样的心愿终于在2019年的秋天得以实现。那年，大哥大嫂和我们两口子来了一次难忘的66号公路自驾游，我们在拱门国家公园那尊“玉玺”旁的一张合影被我发到了朋友圈。然后，就有好些个朋友严正地指出：看起来，我是哥，他是弟。这让我想当一次哥的夙愿得以实现，得意了好些天。后来一想不对呀，我长得有那么“急”，那么“成熟”吗？
自驾游途中，大哥大嫂在大提顿草原小木屋烹制美味佳肴兄弟之间最为欢快，融洽的时光定格在了一个夜晚，谈到家乡富顺号称“巴蜀才子之乡”的话题时。富顺在历朝历代，特别是明朝涌现了许多进士、举人和秀才。而明朝富顺出的进士占到了同期四川进士的约8%，多达135位。兄弟俩一边喝着从家乡带来的川酒，一边进行“学术”交流：试图将其与当代的学历、学位进行简单的类比。刘博士提出他这个北大博士相当于古代的举人的命题，得到我充分的认同，这让他满心欢喜。投桃报李，那我这个西工大的硕士应该相当于一个秀才吧？博士也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，这让我喜形于色。浓香的川酒满屋飘香，酒精让兄弟俩亢奋，飘飘然。大哥就像一棵大树，风雨中，为弟妹们遮风挡雨。当然，有时你又要适应大树撒下的“树荫”。